我主要講述語言文字之間的不同如何造成文化之間的不同，以及語言文字的誘導和暗示作用，并重點分析中國文化和外國文化的差別。首先我想給文化下一個定義。第一，我所說的文化是廣義上的文化，是包括人、環(huán)境、知識、技術成果等一切別具特色的物質對象。第二，文化由方方面面的因素決定，我個人認為，文化由九大因素決定，即環(huán)境、語言文字、科技、物欲原動力、情欲原動力、權欲原動力、審美、陰陽、萬物選擇。語言文字只是其中之一。
那么語言文字又是怎樣作為一種縱向的誘導或者暗示因素對文化產(chǎn)生作用，并且在很多場所表現(xiàn)為制約性因素的呢?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面臨一個對語言學權威觀點的挑戰(zhàn)。西方語言學界主流的觀點認為，語言(包括文字)的形成是任意的，必然的因素很少，把人叫做人，把天叫做天，把男人叫做男人，把女人叫做女人，這些都是隨心所欲的稱呼，沒有必然性。幾乎所有教課書都把“人具有任意性”作為一個公理來看待，西方語言學界也認為這是語言學的基礎。而我個人的看法正好與此相反，我認為語言文字的產(chǎn)生昭示了一個規(guī)律性，即語言是在特定場合、特定時間、特定因素的較深作用下必然要產(chǎn)生的。當然其中也有任意因素，任意是相對的，非任意也是相對的，但是哪一個是主要的，這其中有一個關系：早期往往是必然性因素占主要，慢慢隨著人的主觀能動性和主體意識的增強，任意性因素才慢慢增強。越是遠古，人類越不可能任意地創(chuàng)造一種文字或者語言，只能是“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”，不能像現(xiàn)代人一樣進行抽象思維。遠古人類的創(chuàng)造能力很簡單，比如象形字產(chǎn)生于圖畫文字，而全世界的語言文字如果向前追溯，就會發(fā)現(xiàn)它們都產(chǎn)生于圖畫文字。文字發(fā)展的過程，體現(xiàn)了人類智力發(fā)展運行的軌跡慢慢地從具體走向抽象。而西方語言文字的很多東西都是從其他文化借鑒過來的，并不是直接發(fā)展出來的。例如古希臘的語言不是自己從象形文字發(fā)展出來的，而是借鑒腓尼基人的文字系統(tǒng)，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排列并加以改進發(fā)展的。因此，西方語言界誤認為文字的產(chǎn)生是任意的，其實，腓尼基人的文字如果向前追溯，也要追溯到象形文字、圖畫文字。最初的語言文字不外就是世界的縮影在人類大腦中的表現(xiàn)，西方語言學家往往忽視這一點，從而得出語言是任意的這樣一個結論。在我們國家也有些人提出過獨特的看法，比如王安石在1076年提出，字形、字音都符合天地萬物之理：“其聲之抑揚、開塞、合散、出入，其形之橫縱、曲直、斜正、上下、內(nèi)外、左右皆有義，皆本于自然，非人私智所能為也?！比水敃r的能力只可能產(chǎn)生能力所及的語言和文字，不可能產(chǎn)生非常充分的一整套有內(nèi)在聯(lián)系的語言系統(tǒng)。所以王安石的觀點應該受到重視，他是第一個在中國語言文字史上提出“語言不是任意的”這一觀點的人。
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做《人類語言文化同構現(xiàn)象與人類文化模式》，同時還提出一個語言學的觀點，叫做“互構語言學”，即外部世界和人自身世界的互構。明白了這一點，就知道語言文字是如何潛移默化地縱向地影響文化的發(fā)展方向。所以，你到了任何一個國家，只要看一下語言，聽一下聲音，就會發(fā)現(xiàn)這種語言的發(fā)音和其整體文化狀態(tài)、精神面貌有一種契合的東西。希臘語、日語、英語、德語，它們的精神風貌和語言聲音都差不多。
我們試圖來解釋語言文字是必然的，并且不同程度地制約文化包括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發(fā)展。這些有時候容易在口語當中表現(xiàn)出來，一個簡單的字就可以把問題說清楚。例如在英語當中，你(you)、他(he)、她(she)、我們(we)、他們(they)都不大寫，只有一個代詞大寫，就是我(I)，因為“我”是最重要的。英語語言特點充分體現(xiàn)了西方的個人主義。
在中國則剛好相反。同樣稱呼“我”，中國人不僅不會大寫，還用別的方式來表述：在下、鄙人、奴才等，皇帝自稱寡人或者孤，都是把自己置于一種不受尊重的位置上，盡量去尊重別人，這是一種克制自己的心態(tài)。僅是一個代詞的使用，就可以看出中西兩種文化是分道揚鑣的，很多東西在極性上是相反的。
很多學者，尤其是五四運動以來的一些學者容易走向極端。例如說寫信，我先寫地址，再寫收件人；可是如果要給西方人寫信，把這些東西都倒過來，先寫收件人，然后是地址。我按照中國式的寫法習慣了，所以到了西方就非常不習慣。出國時，西方有關人員還要把你的姓和名顛倒過來，我就跟他爭論，中國人在翻譯外國人姓名時根本就不改變其位置，而中國人到國外姓名位置卻要被迫改變。西方人在做這件事的時候并沒有覺得他在侵犯你，他認為是天然的，因為他的價值觀就是那樣。
當然，這種現(xiàn)象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習以為常，而且在中國大大小小外語專業(yè)都持這種特點。我們應該尊重外國，可是外國人尊重過我們的價值觀嗎?語言文字這種看似非常簡單的東西，蘊含的價值觀其實是非常重大的。如果外國人通過語言控制我們的命運，改造我們的語言，就能改造我們的性格、改造我們的前途，他們有這個威力。
下面進一步談談中西語言文字之間的基本差別。大家學過外語很容易就知道這種差別，但我要把問題說清楚，還是要凸現(xiàn)這種差異，然后看這種差異如何對文化產(chǎn)生一種誘導的作用，繼而引起何種文化效應。具體可以從語音、語形、語義、語法四個方面的差別來看。
第一，語音的差別。語言是語言，文字是文字，不應該將二者合在一起說，但我們已經(jīng)習慣了這種說法，還是尊重習慣。漢語有一個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單音節(jié)，一個音一個字，或者一個字一個音，而且大部分都是開音節(jié)。什么叫開音節(jié)?例如“kai”就是開音節(jié)，如果是“kait”就是閉音節(jié)了。如果是閉音節(jié)，中國的拼音文字就不可能實現(xiàn)。另外，漢字每個字有韻調(diào)，有“一二三四”聲，很規(guī)則，而且聲音很響亮。西方的語言文字主要是單音節(jié)，同時還有多音節(jié)的，這些多音節(jié)詞成為與中國語言文字區(qū)別的關鍵特征。此外，西方語言文字還有輕音節(jié)或是重音節(jié)，用輕重音表示語調(diào)。
中西語言文字這種區(qū)別看起來很微小，但是它造成一種什么效應呢?這種效應就是它影響了我們看世界的方式。由于我們一天到晚一直在說一種語言，自出生以來就要天天接受它，語言給予我們一套實踐的模式和嶄新的世界觀，我們不知不覺中便受其熏陶，并且不知不覺地以這種方式來看待外部的世界。用這種語音效果來創(chuàng)造詩歌等文學作品時，押韻也跟語音相關。中國的詩歌和外國的詩歌不一樣，從語音上來說，西方詩歌在押韻的時候會有很多轉韻的地方，即多元韻式，前兩行押韻，或者隔行押韻，例如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韻式是ababcdcdefefgg。多元韻式并不是西方語言文字(尤其是印歐語系)的優(yōu)點，而恰恰是它的天生缺陷。因為這種文字多音節(jié)多，能夠押韻的詞的數(shù)量就少了，因此詩人便創(chuàng)造了轉韻、間行韻等方法。而中國的詩人則不用著急，一個音可以表達很多字。例如“jia”，可以是“家”，也可以是“佳”、“嘉”、“加”，很容易押韻。在英語中不可能找到這么多同音詞，這必然造成英語文學中多元韻的形成。而中國語言文字押韻的得心應手使得詩人可以寫出一元詩，一韻到底，如四言、五言、七言，以及后來的詞、曲等。一元韻的藝術效果很強，而藝術效果要有感染性，就要使得韻腳是單一的，不斷變化的韻腳使人的印象不深，詩歌的音樂感也相對減弱。法國文學家薩塞說，藝術作品的感染性取決于它的片面的強調(diào)性。
第二，語形的差別。語形就是文字的外形，甲骨文、金文、小篆，形狀不一。這些文字有一些什么因素打動了我們呢?我們注意到，漢字的結構是方塊型、建筑型，是立體的，筆劃上下左右都可以通，象形的味道非常濃，它誘導我們把字本身和外部自然界聯(lián)系在一起。所以，我們說漢字是自然界存在外貌的濃縮和簡化的形式。
而印歐語系的文字則不同。舉例來說，希臘字母，包括英語、德語、拉丁語，都符號化了。它不是立體型結構，而是平面的、流線型結構，沒有象形的味道。這樣一來產(chǎn)生一種什么效應呢?就是當你看到這個文字以后，不可能立刻將之與自然界聯(lián)系起來，失去了人這個主體和自然界客體之間的聯(lián)系。但是這種文字也強調(diào)了一些因素，它強調(diào)了人的智力運行軌跡。符號化的像蚯蚓一樣彎彎曲曲的文字，實際上是一種邏輯聯(lián)系，即事物之間的聯(lián)系，有很強的人文性，把人的軌跡打在文字上面。漢字的人文性不強，但是漢字的自然性很強。中西兩種文字的外形的差異，造成了不同文化的潛在因素。
那么字形給文化帶來一種什么效應呢?首先，在中國，漢字帶來一種感受力很強的效應，例如書法的產(chǎn)生，詩詞中寫景的特點非常突出，象形字就是圖畫，一個漢字就是一幅畫，就是一首詩。美國詩人龐德說，漢字一看起來情不自禁就是詩了?！按竽聼熤保L河落日圓”，這樣寫景的詩非常美，一念就會進入那種境界。“雞聲茅店月，人跡板橋霜”，從邏輯上推理是沒有邏輯性的?！半u聲”，先從聲音上吸引人的注意力，給人一種空間感，由“雞聲”而牽連到“茅店”，然后是“茅店”上的月亮，把空間一下打開，氣氛一下子營造出來。接下來是“人跡板橋霜”，但作者不先寫“霜”而先寫人，就像一個特寫鏡頭，把人的腳印(人跡)放大，然后再鏡頭放大到“板橋”，最后說“霜”。這種把個人感受的順序倒過來的表現(xiàn)手段，類似電影中的蒙太奇。蒙太奇技巧大師愛森斯坦說，蒙太奇這種技巧就是從中國詩詞借鑒過來的，中國的詩詞，就像一幅幅的特寫鏡頭。這樣看來，漢字的優(yōu)越性一下就體現(xiàn)出來了，而印歐語系的文字在這方面則很遜色。
中國的詩詞很整齊，像豆腐干，西方的詩詞則長長短短不很整齊。整齊暗示著詩本身的哲理性、規(guī)則性很強，暗示這首詩不是一般的東西，不是隨便發(fā)揮的，而是有非常嚴格制約的詩。另外從排列上來看，漢字排列起來非常容易，印刷也非常容易。
西方很多語言學家認為，漢字或漢語是一種描述性、藝術性的東西。因此，中西兩種文字系統(tǒng)的差別表現(xiàn)在詩詞上是一目了然的。詩主情，詩應該是真摯的，是一種心地流露的感情，漢字便誘導詩人去寫景、寫情，情景交融而忘我。莎士比亞的詩是偉大的詩，很美的詩，但是與中國的詩相比，莎士比亞的詩簡直不叫詩，且枯燥無味，其中原因就是西方語言文字的先天性缺陷。這也是中西語言文字之間的鴻溝造成的。
第三，語義的差別。中國文字和印歐語系文字語義上的差別，來自于語音和語形的差別。中文漢字可以一音多義，多義詞多勢必造成表義的模糊，但同時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綜合能力。印歐語系的多義字相對少一點，為什么呢?西方人在需要表達一個比較確切的含義時，可以新造一個詞，很精確，一個字就是一個含義，但相對說來，詞的分類就會多一些。這樣一來造成一個什么效應呢?還是以詩詞為例，中國文字的多義性造成中國文化的概括性強、綜合性強的特點。西方語言文字，定義性的功能相對強一些，由于條分縷析的能力強，就會促使人們走到求真的路上去，盡量模仿自然。因此，西方文字表意精確性比較高，這也造成西方文化的精確性。
第四，語法的差別。語法差別可以分為兩個方面，即詞法差別和句法差別。在詞法方面，漢語言文字沒有性、數(shù)、格、時態(tài)、前綴、后綴等，這既是優(yōu)點，又是缺點。優(yōu)點是使得漢字的定位功能相對靈活，甚至可以有“回文詩”，正念、倒念都可以，這也造成漢字的創(chuàng)造性很高。而印歐語系有嚴格的性、數(shù)、格、時態(tài)、前綴、后綴，以及主謂賓定補狀，雖然看似定位功能很強，但是也意味著比較機械。例如拉丁語，每一個詞后面都要跟一個符號來表示這個詞的詞性和詞態(tài)。中國的漢字是絕對自由的，愛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。因此，印歐語系限制性太大。這樣一來，中西兩種語言文字勢必把兩種文化引向不同的方向。漢語的缺陷在于其詞法結構、語法結構不太發(fā)達，介詞相對來說少一些，但是漢語靠什么來彌補這方面的不足呢?即靠語形和語音。例如“山”字，看起來像一座山，表達的含義非常生動。任何事物如果在一個方面有缺陷，它就可以找出另外一種因素來彌補；反之亦然。所以，萬事萬物的發(fā)展，都是自協(xié)調(diào)、自組織、自構序的，中國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在最初發(fā)展的時候，也一定會受這些規(guī)律的制約。
最后把中西語言文字的特點綜合一下。漢語言文字是一種立體的建筑型的因素，而西方的文字是單維的流線型的因素多一些；漢語象形性因素比較多，而西方是符號化因素比較重；漢語的自然性比較強，且是多向綜合性的，而西方是單向推理性的；同時由于語言文字跟自然界是貫通的，漢語言文字很容易與自然界溝通，是情感性的文化，而西方語言文字所誘導出來的往往是理智性的因素；中國文化的科學性比較弱，而西方比較強，造成西方人思維的軌跡感很強；中國的文化實際上是視覺型的文化，西方的則是精確型的文化；中國的文化以語形為主，西方的文化則以語法為主，因此中國幾千年來文字學特別發(fā)達，而西方的語法學特別發(fā)達；中國文化的靈活性強，西方文化比較死板，容易走到極端；中國的文化是文字導向型文化，西方的文化是語言導向型文化。這就是中西語言文化的基本差異。
從另外一個層面講，我們對語言文字的功能還能有所闡述。第一，語言文字本身有思維模式的功能。由中國的文字可以摸索出一種陰陽互補的思維模式，不斷變化；西方的文字講究二元對立，二者必居其一。因為西方的語言成分過多強調(diào)語法，所以不能像中國一樣，將對立的東西聯(lián)合起來。
結合到具體文化層面上，例如哲學。一個哲學家進行思考的時候，所需第一要素肯定是語言，有什么樣的語言文字就會有什么樣的寫作方式。例如，中國漢字本身是“天人合一”的，因此自然而然就讓人感覺到天和人之間的存在；而西方人則一定要分出哪個是第一，哪個是第二，因為他們的思維模式就是這樣。
從藝術上加以比較，中國的語言是以“我”為主，西方是以“物”為主，即使一整套詞法結構也一定要找到一個中性的因素。如果把這個因素延伸到科學技術上，就會發(fā)現(xiàn)，中國沒有科學的原因中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就是語言文字的影響。中國的技術非常發(fā)達，但科學、理論性的東西相對弱一些。理論性的東西邏輯性非常強，而西方語言本身就具備很多的邏輯性
